我国有四大古都，即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北京是成为“四大”最晚的一座。但如果反过来看，北京却是“四大”中距离现代最近的。
毕竟，人总不能活在过去，总要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
北京这座城市，可以说“大而全”。要名气有名气，面积有面积，有人口有人口，要经济有经济，要文化有文化，要历史有历史，要建筑，故宫够不够分量？要战略地位，自古以来，北京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北京在地理上的优势非常明显。去蒙古高原，往北不远出了长城就到；去海边，往东百余公里就是渤海；去东北，往东不远出山海关。往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往西去黄土高原也很近。
一般来说，近几千来前，我国北方曾出现三种的文明模式，既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农耕文明主要集中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游牧文明主要集中在蒙古高原，渔猎文明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而这三大文明的交汇点，也在北京附近。中原王朝基本上都是农耕文明，游牧文则有匈奴、柔然、突厥、蒙古（元朝及北元），鲜卑、辽、金、清则可以视为起家于渔猎文明。
农耕文明的生产力显然要高于游牧文明和渔猎文明。游牧文明或渔猎文明想获得丰富的物质财富，南下与农耕文明或贸易或战争，北京都是很难绕过去的战略节点。
反过来也一样，当农耕文明要遏制游牧文明及渔猎文明南下时，北京都是门户级别的要塞，失之则门户洞开。秦汉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幽州，都承担着这种巨大的责任。明成祖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平，不但是这种思路的延续，也是这种思路的集大成者——天子守国门。
明朝时，三种不同性质的文明可以说泾渭分明。控制中原的明朝是农耕文明代表，元朝后裔北元是典型的游牧文明，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生产方式以渔猎为主。
明朝迁都北京，意味着国家相当多的资源要向国都倾斜，这对北元和女真都是一种压制。即使到了天塌地陷的明朝末年，混乱的也只是时代，“以京师控天下”的思路并没有改变。
满清入关定都于北京，和明朝天子守国门没有本质的区别。
依然是以北京为基点，向南控制农耕文明，向西（北）控制游牧文明，同时把北京当成巩固渔猎文明的门户。清朝拒绝汉人向东北移民，就是这个原因。
北京虽然在地理较为偏北，远离长江中下游的济发达带。但因为有了京杭大运河，南粮（钱）北运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明清两代的北京城，人口非常多。至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北京人口将近二百万。又经历二百多年的风雨沧桑，现在的北京，已超过两千万。北京是首都，又是京津经济圈的核心，还是我国四大超一线京沪广深之一，具有强大的人口虹吸能力，是很正常的。
受地理因素影响，北京人口的分布也很有特点。北京面积约有1.64万平方公里，其中东北、北部、西部是山区，东部是华北平原北端。
区划调整之前
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北京，主要是指北京市的主城区，像东城、西城、朝阳、海淀这几个区。像密云、延庆、门头沟、怀柔、平谷这些区，多在山区里，在过去是北京的“郊区县”。
几个面积不大的主城区人口比较密集，东城约有70万，朝阳人口340多万，西城人口约110万。门头沟面积1400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约40万。像密云、怀柔这些面积在二千平方公里的大区（以前为县），人口只有几十万。
但是，北京的人口增长率，展现的却是另外一个画面。越是主城区，增长率越低；越是“郊区”的增长率越高。几个主城区的人口增长率居然全是负数，而“郊区”全是正增长，而且数据相当高。
主城区西边的三个区，门头沟、房山、昌平的数据都是三十多个百分点。而东边三个区，通州、大兴、顺义，人口增长都在五十个百分点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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