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南洋，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应是今东南亚一带：自明清以来，去往东南亚经商、迁徙的“下南洋”活动非常轰动，大量的东南亚华人华侨依旧是那段历史的活见证。直到今天，位于东南亚的新加坡还有一所著名学府叫作“南洋理工学院”。
福建、广东人对“下南洋”是最为熟知的，“每一个福建人都有一个海外表叔”是有着深厚史实渊源的硬梗。
如果说起北洋，好像和我们所有人都很贴近了：北洋海军、北洋政府、北洋军阀、北洋派……这些在国人从小课本中就不断出现，似乎北洋才是中国，南洋是国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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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洋”的意思就是海洋。在广东等地，近海地名都可称“洋”，如“伶仃洋”。
在清末与西方互动频繁的背景下，沿海成为重中之重，清廷遂将沿海省份划为南北两洋区：以江苏为界，江苏以北即北洋，以南（含江苏）称南洋。实际上就是沿海的北方和南方。
京津、山东、河北、辽宁为北洋，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为南洋，南北洋均为国内地区划分。
东部沿海
北重南轻
清末洋务派在全国都建立了很多的军事工业，当然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新式武装。洋务派在京城以外的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等地建立起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军事学校，军事工业的代表包括天津机器制造局、武汉汉阳铁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安庆内军械所等，涉及海陆两军；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一角
军事学校的代表包括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南京江南陆师学堂等，可见当时作为通商口岸的京师卫城—天津，政治上已和江南首府平起平坐。
由于洋务运动的开展，北洋逐渐崛起为一股政治经济 势力，它代表新地主阶级，即地主阶级洋务派的利益。北洋的崛起，离不开李鸿章和袁世凯在天津的经营，先是淮军，接着是袁的新式陆军，皆以天津为基地—天津崛起为北洋派的大本营，成为“国之重器”所在。
不可一世的北洋新军
从总体而言，近代北重南轻的局面，是随着北方携京师所在的政治势力逆势而起所形成的，相对应的是太平军战争后江南地区的衰落。自古作为钱粮供应地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影响力均堪一流，政治上也是仅次于华北平原的“二号地区”，然近代以后的衰落，让江南成了纯粹的人才输出地，钱粮方面已无足轻重；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传统地区均失去经济中心地位，苏、扬等地成为可有可无的地方，其重要性比不上北方任意一座煤、铁重镇，反面来看，这从列强的争夺中便一窥而知。
“北强南弱”当然和北洋阵营的强大是密不可分的，但众所周知，自南北朝以来，尤其是南宋以来，南方取代北方中原地区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和文明重心已是不争的事实，其更有向华南广东转移的趋势。北洋阵营携强大政治势力逆势而起，仍然被一股新的力量打破格局：破局之处，乃于沪上。
上海，亚洲第一大都市，成为南方阵营新的大本营，这里是江浙财阀资本的聚集地，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粤人势力。
在清末，上海已是各种新思想的融汇中心，革命党人的聚集所在；到民国北洋年间，各派力量在上海更是错综复杂的交织。
为纪念《南京条约》，英人在上海筑南京路
南人在上海接受西方洗礼，发展起了和北部政治势力相抗衡的能力，之后的国民革命军就是在广东武装，在上海资本滋养下壮大起来的，这是蒋氏政权能够立都南京的关键。
此外，上海更是南方少有的重工业基地，是强势扭转“北重南轻”格局的关键砝码（也是沪宁杭后来成为轻重工业并举的综合性工业基地的重要基础）。
东南互保，分庭抗礼
或许由于北方的洋人横行无忌，华北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紧随而来，清廷岌岌可危。东南地区的洋务派督抚不但不对清廷加以救援，更是狠狠“补上一刀”，这实际上是对北洋派把持军权的一种回应。“东南互保”运动发起，实际上是新地主的一场倒戈，他们宣告南方各省不再听命于清廷，为资产阶级时代开启了大门。
盛宣怀在沪创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前身），今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曾是南洋公学的附属中学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成为“东南互保”的代表人物。
某种程度上，东南互保是南方政治势力脱离清廷的一次预演，也是“南洋势力”崛起的前兆。而南洋的核心，正是两江总督府所在地的江南首府—南京。
以南京、上海为核心基地的南洋海军
京津是北洋势力的两大代表城市，沪宁则是“南洋”的代表城市，从表面看，这是两大城市集团之间的对垒。
1906年，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在南京创办全国第一所华侨学校—暨南学堂，接纳来自外洋的华侨学生，与华侨关系的密切实际上对后来的形势发展颇有影响。这所学堂就是今天广东暨南大学的前身。
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召开，这是一场举国空前的世界博览会。这场“五千年未有之盛会”没有在京师举办，也没有在北洋派的大本营天津举办，而是举办在了南京，不仅可以看出南洋各地此时已脱离清廷掌控的某种事实，而且也可以看出南方各派势力更加务实。
南京自古为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则此时经济中心已被上海取代，南方各派视南京为政治中心。所以辛亥革命中，江浙联军夺取南京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18省代表汇聚金陵则是对这一认知的最终确定。
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旧址
这是革命派孙中山一定要定都南京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袁世凯决不愿意到南京做大总统的主要原因。
南京总统府 清代的两江总督府，又成了民国的总统府，看似是巧合，其实冥冥中体现了某种“继承性”
由此，宁沪一线逐渐演变为一种强势的政治经济力量，和京津代表的北洋势力分庭抗礼，哪怕在北洋时代，占领南京总统府并控制上海外围地区一直被看成是拥有能够和北洋中央对峙的力量。在蒋介石那里，“南洋”取得了对北洋政府的最终压制。
其实，近代南洋北洋之争，不过是宋元以降，东西之争转变为南北之争后的一次变式的缩影。明代在南京，便“七下西洋”，到了北京，则“坚守国门”，代表了中古地主阶级在两个不同地域文化影响下的价值取向。
新旧交融
近代，“北洋”与“南洋”之争，在京津与宁沪两股政经势力之间，以一种新的形态再次将上演：它们或者是政治上的北洋与国府相对，或者是文化上的“京派”与“海派”争鸣，本质上是代表两股政经势力在地域的形态外衣下的对抗。这种对抗以蒋氏蜕变为以江浙财阀为基础、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新军阀为结果而告一段落。
“蒸蒸日上”的宁沪一线取代了“垂垂老矣”的平津一线，成为新的核心。南京和上海，相距300公里；华盛顿和纽约，相距也是300公里。近代，南京和上海的关系，就像是白宫和华尔街。
国府要将南京改造成华盛顿式的花园城市
南北代表，天南海北
今天，历史上披着“城斗”外衣的各种势力的争夺早已随风而逝，一条京沪高铁让北京、上海之间可5小时之内通达，也相继串联起了京津宁沪四大城市，它们还有一个联合别称“天南海北”。在80年代以前工作包分配的时代，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四大城市是比较好的归宿，遂有此称。
“今逢四海为家日”，而今，中华城市均欣欣向荣，每一个城市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都获得了巨大发展，在沿海地区形成三大经济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它们互为犄角，彼此促进，带动内地城市群奔向灿烂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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