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北宋王朝建立的第103个年头，它的第四任皇帝—–宋仁宗驾崩了。
这个深入贯彻落实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仁宗皇帝，在位42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错的君主，在延续了宋代前三位皇帝的政治成果下，继续使北宋社会处于一种比较稳定且繁荣的状态。但是，尴尬的是，他没儿子。所以，之后继位的宋英宗是他的继子。
仁宗的后代，比较坎坷，三个儿子都没活下来，十三个女儿只有四个活到成年。所以，为了能生儿子，他从宗室里挑选男孩进宫招子，这就像一些重男轻女的家庭，会给先出生的女孩子取名叫招娣一样，英宗小时候就是扮演了这么一个招弟的角色。然而，实践证明，不好用。直到去世前一年，仁宗才不得已将英宗正式过继，十分勉强地给了他一个皇子的身份。
其实，英宗这个招娣的身份，意味着他在宫中过得并不咋地。他的存在，就是在提醒仁宗‘你没亲儿子’，所以，仁宗并不太待见他。就这样，在宫里遭到的冷遇，为英宗在心理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这也是他即位后一切混乱局面的诱因。
宋仁宗画像
英宗即位最初的四天，大家都很愉快，甚至在这期间，英宗还耍了一下威风，处理了最后给仁宗看病的两个御医。按说皇帝驾崩，身边必然是有御医的，按照宋朝的旧例，在皇帝临终之际，给他看病的太医要被问责，这一般也就是意思一下就算了，可是英宗却将其中两个贬至远地，这无疑是在给群臣一个下马威，告诉他们，我这皇位虽然是捡来的，但也由不得你们嘚瑟。
然而第五天，意外发生了，英宗病了。也许是长久的压抑一朝迸发，英宗自此患病不能临朝，无奈只能把仁宗的皇后，如今的曹太后请出来垂帘听政。曹太后并不喜欢英宗，更不想让他当皇帝。从韩虫儿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曹太后的心思。
韩虫儿是一名宫女，据说仁宗在世时，有一天她在井边打水，仁宗路过，看到一条小龙绕在韩虫儿的手臂上，仁宗觉得这是天降祥瑞，也许我要有儿子了，便召幸了韩虫儿，后来仁宗驾崩后，韩虫儿自称怀孕了。这件事被曹太后瞒了下来，结果到了分娩期才发现，压根没有，大肚子不过是得病了。曹太后知道后立马处死了她，也是在这个时候众人才得知，原来宫中一直有这么一位“怀着仁宗遗腹子”的宫女。
曹太后画像
这件事看似是一场乌龙，然而细想一下，“曹太后为何要秘密留着这样一位女子？”要知道，如果出生的是个男孩，那这就是仁宗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所以说从一开始曹太后就没有放弃让英宗退位的想法，她很好地延续了仁宗的精神，但是大臣们拥护英宗，因为对他们来说，皇帝只要是赵氏家族的人，就没问题。
皇帝患病、太后临朝，朝廷的情况，可想而知，更何况皇帝和太后关系还不好。后来英宗病情好转，但却在朝堂上不发一言，俨然一个泥皇帝，手里毫无实权。
可是既然皇帝渐渐恢复了，那朝政还握在太后手里也不是个事，皇帝必须得像个皇帝。这时候大臣们站了出来。这些大臣都是仁宗朝的老臣，政治经验丰富，且按照当时北宋的制度，他们是可以对皇权产生有效的制衡的，同时他们也是维护皇权的主力军。
最后，以韩琦为首的众臣， 几乎是以逼迫的手段让曹太后撤帘并交出玉玺。治平元年，英宗即位的第二年，英宗收回了皇帝的权力，并提出了他即位以后的第一问，“积弊甚重，如何裁救？”这一问，是针对仁宗朝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或者说这些问题是贯穿整个宋代的，包括冗兵、冗官、冗费。仁宗朝曾有过改革，然而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如今这成了英宗亟待解决的问题。可是没等这个问题被正式讨论研究，朝堂上就发生了围绕英宗是应该称呼他亲生父亲为皇考还是皇伯的争论，朝堂上也分为了皇考派和皇伯派。皇考是指皇父，可英宗的亲生父亲并未当过皇帝，且英宗能即位是因为他过继给了仁宗，那么他的父亲就应该是仁宗，而亲生父亲则是大伯，可称皇伯。
北宋民间
皇考派以欧阳修、韩琦为主，同时也是英宗的心动选项，皇伯派则有司马光等人的支持。皇伯派无疑是占理的，但却不是英宗的心之所属。双方僵持不下，从面对面争执到写文章互相battle，你来我往。而就在这个时候，皇伯派的中坚力量被英宗剥夺了谏官的身份，如此谏言上书制约皇帝的力量被削弱了。在这期间，国家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司马光上书称这是上天对皇帝不遵礼法的警示，但仍然没能动摇英宗。皇伯派坚持对礼法制度的维护，屡屡上书弹劾皇考派，无奈势单力薄，这些上书的官员，外放的外放、离京的离京，台谏两机构几乎名存实亡。而最终，这场争夺，以曹太后作为棋子，颁布了一道诏令，诏令中主动要求皇帝给亲生父亲加皇帝尊号，皇帝推辞，最终勉强采取折中办法称先父为皇父考，就此才结束。
在解决这一问题后，英宗决定做一个好皇帝，可惜，命不等他。英宗荒唐的四年给北宋政治造成了深度伤害，财政困难加剧，官僚集团裂隙横生，仁宗朝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去不返。
1067，神宗20岁即位，面对的是没钱且人心散乱的朝廷。神宗即位后先做了两件事，第一缩减父亲丧葬开支，第二废除驸马升行，这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
神宗从小便见证了父亲忐忑不安的一生，受这种经历影响，他特别渴望功成名就，以此为父亲正名、为自己正名。所以，他打算来一场彻底的革新。
一朝天子一朝臣，面对自仁宗朝就留下的重臣班子，神宗准备高层换血，他曾将矛头指向宰相团体，然而由于自身实力等原因，暂时退让。可这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官员的更新换代，他比任何人都迫切地想要做出改变，他期盼可以开疆拓土，恢复汉唐时的辉煌，当然，这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财政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刚才说过，宋代，是出了名的冗官、冗兵、冗费，这一切说到底就是没钱。其实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我国历史上是相当优秀的，然而，这跟朝廷没钱并不冲突，毕竟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为解决财政问题，神宗原本选定了一个叫张方平的理财高手，可惜没等这位大师一展身手，他就回家守丧去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影响了北宋命运乃至影响了整个历史的人物王安石闪亮登场了。
两个有梦想的人相遇了，神宗觉得这就是他命中注定的贤才，王安石觉得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伯乐，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即将拉开序幕。
熙宁元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在这之后，王安石表现出对制度和传统的绝对蔑视，他无视过去的政治传统，甚至会越过宰相做决定。而对这一切，神宗都报以支持态度，即便有大臣进言劝谏，神宗也没有放弃对王安石的支持，这在大臣们看来就是“上与安石如一人”。
到了熙宁三年，1069年，青苗法正式颁布。提起王安石变法，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青苗法，实际上，青苗法只是变法中的一个，除了它还有免役法、市易法、西北用兵、保甲法、农田水利法，而非其中争议最大就是青苗法。青苗法是怎么回事？简单来说就是朝廷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借贷给百姓，让老百姓多种地，限制民间高利贷和土地兼并，同时还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达到王安石理想中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一方法王安石在做地方官的时候用过，当时取得的效果确实不错，可是当它作为全国性政策推行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为什么？因为很多地方官员在实行过程中为了让自己的KPI好看起来，会强迫百姓贷款，这对老百姓来讲还不如以前的高利贷，至少那个还是可选择的。
王安石
对于青苗法，反对的声音始终相伴，神宗也不是没动摇过，王安石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当然这就是吓唬人，宋代官员总这么干。神宗在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一番纠结后，最后还是选择站在王安石这边，以司马迁为首的反对派输了，青苗法继续推进。
其实，王安石的政策在神宗心理就是完美的吗？不见得，可是这却更能迎合他的需求，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专权，希望能够成就一番功业。司马光那套循序渐进的招数他不喜欢，他不甘心做一个守城之君。神宗从小就喜欢法家，所以他骨子里是那种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不是儒家的万事仁为先。可满朝大臣都期盼着他能够恢复仁宗朝的风气，两方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说，这一届君臣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互相都觉得对方不顺眼。
有了神宗的支持，王安石更能大步向前走了，一切反对都无效。就在这样近乎一意孤行的改革下，青苗法无形之中变成一条决定官员去留升降的红线，最终连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司马光也被迫自请去洛阳，然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的，最严重的的是言官李常因反对青苗法而被贬。身为言官，对所有事都有分析批评的权力，这也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可是现如今却因为干活而被贬了。他这一遭贬，确实也起到了不错的告诫作用，可是这也意味着宋朝的两则完美的制度被破坏，分别是谏官“风闻言事”权，其次是封驳通进银台司。我们不细说，但这两项制度的作用，都是防止皇帝或宰相过度专权。
经此一役，青苗法开始了它对大宋十五年的统治，这十五年间，国富倒确实是基本实现了，但拓土却是负增长，和西夏的战事，北宋成绩很稳定地输了，神宗觉得很郁闷，但这对王安石来说倒是个机会，他本就不赞成这个时候去打仗，钱都没有，打什么仗啊。他趁机劝神宗先专心搞经济吧，神宗接受了。所以，新法得到了更大力的推行，而对反对新法的人，几乎已经到了隔墙有耳、言者获罪的地步了，北宋原本的宽容政治制度空间不断收缩。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百姓们叫苦连天，只能靠啃树皮草根充饥。为了生存，人们开始逃荒要饭，形成了数量巨大的流民。这场灾难被认为是王安石变法触怒了上天。所以，神宗无奈，罢免了他的丞相之职。
青苗法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可是却忽略了具体的施行，王安石并非不知出现的那些问题，但是他坚信这都只是一时的，他盼望着有更多的时间去改进，却忘记了自己一路以雷霆之势推行新法，从未给过旧法改进喘息的机会，而如今的新法又怎会有这样的机会呢？况且，在经历了英宗朝和这一系列改革后，朝堂早就变成了两派相斗，大家仍然希望可以富国强民，但是做这些事之前，都想先把对方弄死再说。
元丰八年，1086年，神宗驾崩。十几年间，神宗大刀阔斧的改革变法使士大夫沦为了工具人，北宋初期那种直言敢谏，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不复存在，士大夫群体被官僚集团取代，士大夫也逐渐失去了制约皇权的权力，改革并未能带来理想的效果，在这场持续了十余年的变法中，只有皇权算得上赢家。
神宗去世后，其十岁的长子即位，由英宗的皇后、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高太皇太后重新启用司马光，取消了对不同声音的限制、叫停城池加固工程、停止部分宫廷奢侈品的制作、斥退了行为不端的宦官、处理了一些激起民愤的官员，宋朝显现出了新气象。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停止新法。神宗坚持变法的时候，高太皇太后就坚决反对新法，如今她当权，又有司马光相助，自然不可能再延续新法。可是她面临这一个难题，如何顺利地实现政策路线的调整而不引发政治派别的斗争？神宗在位十九年，新法就施行了十五年，如今他虽不在了，但拥护新法的官员团体还在，况且，新法虽总体上弊大于利，但对于一些地方和百姓，新法还是给他们带去了好处，况且，终究还是要顾及神宗的面子，所以，一刀切必然是不可能的，但继续留着新法那也不太行，所以最后颁布的诏令是这么说的“先帝的方针呢，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出现问题，是因为一些施行方法有错，我们要有针对性的进行改变”。这既保全了神宗的面子，也表示了要改变新法的意图。
司马光画像
司马光回朝担任副宰相后，提倡广开言路，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然而离京十几载的司马光没想到的是，今时不同往日。宰相的权力在经过一番又一番的折腾后，没那么大了，很多事他想做，但他一个人做不了，能帮他做成的人又有自己的小算盘不搭理他。没办法，司马光只能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上任的九个月内，他做了两件事，首先是整理告状信。在司马光的反复请求和太皇太后的强力干预下，朝廷面向全国颁布诏书，允许全体臣民‘上言朝政缺失、民间疾苦’，这是要听政于民，为之后的改革做准备，以便有的放矢；二是主持司法改革。而真正可以触及核心的应该是针对于新法的改革，但这却是司马光难以触及的。在制度拘束中的司马光难以求变，他这一派的二号人物吕公著，则是把变革的目光的直接投向了制度本身，提出了三省合班奏事，也就是如遇大事，三省宰相一起觐见面商，退下来后，再回各省，分工协作，这一制度在经历了一番波折后最终确定。但是，由于判断是否应当由皇帝批示的权力不在司马迁手中，所以他仍然处处受制。神宗牌位入太庙后，按照宋代惯例，旧宰相应该请辞，这是司马光在等待的机会，然而当时的宰相蔡确没有这么做。困局无法打破，这也导致了改革也有些首鼠两端的意味，被民间戏称对钧，也就是五五开。为了推行改革，司马光一派，尤其是台谏方开始了对蔡确和章惇的攻击，司马光虽不赞同，但在劝了一次后，也就不再干涉，他们的弹劾并没能让蔡确下台，但之后蔡确在颁布一则诏令的时候妄图诬陷司马光，却使自己不得不请辞，司马光一派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司马光总算可以由副变正了，但很不幸的是，在这一年，司马光过世了。但，两方势力的斗争还没结束，太皇太后本人下诏和解，但在台谏官的坚持上书下，和解又成了一纸空文，改革也改的七零八碎。
宋哲宗
在司马光和太皇太后的一些努力下，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创造了一些问题，而且，司马光的改革和王安石变法一样，太不现实、太理想化，王安石是不够统筹兼顾，司马光则是有着儒家弟子固有的问题，太重道德和礼制，他渴望回归仁宗朝，却忽略了仁宗朝本身也有着诸多问题，甚至后来的一些问题本就是那时积累下来的。
元祐八年，太皇太后去世，18岁的哲宗亲政，长达九年的无实权生涯，给哲宗埋下了怨恨，朝堂格局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个年轻的皇帝仅亲政7年便撒手人寰，而一代又一代积累下来的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有效解决。
大宋王朝在经历9帝后毁灭于金兵的铁蹄下，一次次的改革没能为这个王朝注入生命力，反倒是积弊甚多，换一个皇帝折腾一次，换一个折腾一次，英宗的四年主要用来怄气，扯家长里短，神宗的十九年一意孤行地进行变法，给政治和经济都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损伤，哲宗的前九年没实权，从1063到1086，每一次的变动都让原本不富裕的大宋雪上家霜，始终没能等来长治久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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