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可波罗中国行的记述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在忽必烈的统治下，中西方之间双向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时期，马可•波罗随同其父亲、叔父访华并在回国后以信息值得关注。
但长久以来针对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问题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直到中国学者杨志玖通过对比《永乐大典》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史料记载，经过一番论证后，才使得马可•波罗来到过中国这一说法在学界中基本成为定论。当前学界对于马可•波罗来华的貞实性分析大多从其行纪中有关元代的城市规划、地理信息及社会习俗等方面去进行佐证。
为什么可以确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
1.《马可波罗行纪》记述了东方饮食文化及其在欧洲影响
13世纪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游记文学是《马可波罗行纪》，作为意大利人商人和旅行家双重身份的马可波罗，留居中国 17年。他为欧洲世界带去了有关中国贸易、物产、地理、文化和政治各个方面的信息。马可波罗对中国之动植物、南北地区饮食生活差异上层社会宴饮做了诸多记录。其有关动植物的记录与研究，可参见莱昂纳多•奥尔西克的文章。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路线有两条，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一条是西南线，自大都（今北京）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另一条是沿着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然后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疽真正深入中国内地并长期在华生活的马可波罗向西方介绍的中国各地物产和饮食风俗，为西方的中国饮食形象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可波罗指出“米、稷、粟三种为政粗、契丹和蛮子境内主要食物。不识面包，仅将其谷连同乳或肉煮食，小麦虽丰，仅制成饼面食之二’在游历各地的过程中，他对各地代表性的饮食生活、食生产多有记载。如凉州（今甘肃地区）有耗牛、疇香鹿和野鸡。
此种食俗今云南白族尚存。还特别介绍了制盐之法。福州地区则盛产姜及高良姜,并有一种色黑、无羽而有毛的母鸡，即乌骨鸡，以上各种物产和饮食状况多系适合商品贸易的内容，体现出马可波罗商人的视野。但这也使马可波罗的记载有如走马观花，浮于表面。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罗对“蛮子国”都行在的饮食记述尤详。特别关注杭州城内的食材市场。据其记述，每星期(杭州)有3日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携消费之百货来此贸易。由此，种种食物甚丰，野味如獐鹿、花鹿、野兔、家兔，禽类如鹘鸠、野鸡、家鸡之属其众，鸭、鹅之多，尤不可胜计。
复有屠场，屠宰大畜，如小牛、大牛、山羊之涸，其肉乃供富人大官之食，至若下民，则食种种不洁之肉，臺无厌恶。此种市场常有种种菜蔬果实，就中有大梨，每颗重至十磅，但土人习饮米酒不喜饮菊匐酒。马可波罗还记录了杭州城火爆的鱼市、仅售各种香味米酒的酒铺以及杭州的西湖船宴。
从事商业贸易的马可波罗，其游记所述内容和柏朗嘉宾、鲁布件克等传教士的游记有极大不同。马可波罗有关东方政治与宗教的信息记载大大减少，而有关贸易对象、贸易环境的内容增多。这其中，食物贸易居于首要位置，故而马可波罗在途经中国各地时，注重记录当地土特产以及当地的物资流通和交换情况。
2.马可波罗对蒙古宫廷酒宴的记述
马可波罗不仅记述了沿途的饮食风貌，还曾作为蒙古统治者的座上宾，记述了蒙古宫廷的宴饮文化。15世纪的欧洲人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绘制了带有蒙古宫廷酒器的,忽必烈汗宫廷宴饮” 图中忽必烈汗一人独坐正前方，左右有人侍奉食物和饮料。
画面正中是马可波罗描述的蒙古宫廷的饮酒器。据马可波罗介绍，左边落座的4位女士皆是忽必烈的妻子。从图中可以看出蒙古宫廷的宴饮风格缺少游牧民族的宴饮元素。而从图中的餐桌排列、座次以及人物形象上来看均具有浓郁的法国宫廷宴会风格。
这幅想象中的蒙古大汗宫廷宴饮图无疑取材于《马可波罗行纪》。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的15世纪“大汗的宫廷”原稿。反映的也是当时欧与柏朗嘉宾、鲁布曾克一样，马可波罗对蒙古大汗宫廷饮食生活状况特别关注,并做了详细记录。此外，马可波罗还详细记述了大汗大宴飨列席之法及朝食宴饮礼仪,涉及尊卑座次、侍者献盏、奏乐礼仪等。
此外，马可波罗还有两条有关大汗宫廷饮食的记述:一是记录了奉献馔饮于大汗之人,“皆用 金绢巾蒙其口鼻，使气息不触及大汗饮食之物。此外，从实物的相似性也可印证中原饮食文化对蒙古的影响。例如，马可波罗所记大汗宫廷的精金酒器皆可在考古发现中寻到形似物。
据马可波罗记载，马可波罗所指大汗之宫廷即元大都大明殿。忽必烈定都大都后，大都的宫殿时常举办各种宴饮活动以配合举行蒙古旧有仪式。马可波罗对蒙古宫廷酒器的记载可以作为中外有关此酒器信息的参证。
3.马可波罗对欧洲中国饮食形象的影响
毫无疑问,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在西方塑造了一个特点鲜明、具有准确地理方位的中国认知，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本21世纪初，已发现《马可波罗行纪》抄本150种左右，各种文字刊本已在120种以上马可波罗对北方蒙古大汗宫廷奢华的酒宴描写，对“蛮子国”都行在繁华的商贸记录,激发了更多欧洲人探索和发现有关中国的新知识。
马可波罗之后的渚多西方文献，传抄和吸收了《马可波罗行纪》的相关饮食文化的记述,在西方本土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马可波罗之后入华的鄂多立克之《鄂多立克东游录》即反复引述马可波罗对中国各地饮食文化的述评。
如鄂多立克亦记录的大汗宫廷的酒器明显是受马可波罗的影响:“宫中央有一大瓮，两步多高。《马可波罗行纪》中记录了中国南方地区蛮民吃蛇以及其他各种动物生肉，鄂多立克亦人云亦云。此外，马可波罗描述杭州食品贸易的繁荣景象也被那多立克印证。
结语
马可波罗时代，西方人开始真正地审视中国,并把冇关中国的各种文化知识直接传播到西方。 “民以食为天”，西方人对中国的主要关注点一为即是商品、二是必需品的饮食，二是风土人情。毋庸置疑，东方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成为西方人所热衷的主题。相关的饮食文化记述,屡屡地在反映在马可波罗等人的著述中，也正因为此，有学者称马可波罗创造了欧洲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
基于此，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已对前往中国的陆路通道以及海上通都形成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马可波罗笔下的“蛮子国”国都行在地域辽阔，饮食多样,盛产糖、丝。其塑造的蛮子国早已超越了 “契丹形象”，而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中国形象。
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国饮食文化知识亦是推动后来的大航海时代前往中国的利玛窦、曾德昭，卜弥格、卫匡国、李明等传教士们的汉学著述在欧洲传播的动力源，他们的著作亦在考证或补充马可波罗等人所描述的中国饮食知识。
通过分析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对于用金织物的相关记载，可以认为《马可波罗行纪》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同时这些文字透过一位异域来者的视角，讲述了元代这类用金织物所适用的人群、场合及超越服饰本身所带来的政治功能。依据其对于元代纺织业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在元代纺织业中，织金的技法与手段越来越丰富，这也印证了元代服饰的尚金文化。
对于元代服饰饰金的现象，马可•波罗或许只能看到其中所展现出的元代经济实力和生活奢华的 风貌，却无法了解其中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与艺术表达，元代之所以盛行用金来饰物，一方面可能是来源于金人传统的继承问题。
另一方面也与元代建都前所处的草原地理环境、自身的游牧民族特征、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直接关联。而元代在服饰上，饮食上的这样的一种尚金文化也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 亚等西域地区在服饰纺织品上的艺术交融与文化发展。
从行纪的内容来看，马可•波罗没有面面俱到，但他有选择性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也正如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我所说的，还不及我见到的一半”。在《马可•波罗行纪》中，除了有对于元代用金织物的相关信息的表述，其实还有许多细节之处能够体现出元代的尚金之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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