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安国是法家代表人物，同时又兼具儒墨之风。法家人物基本有两个共性：一是有能力；二是品行受质疑。韩安国大体也是如此，他的能力主要体现识别人才的能力、看穿时局的能力、危机公关的能力和统兵御边的能力。
与一般法家人物尖刻寡恩不一样，韩安国具备君子之风，为人宽厚，但是也没有逃脱人品遭到质疑的下场。
韩安国的“四才”
- 识才、举才之能
对政治家而言，识人用人恐怕是第一要务。汉武帝就是当时最具识人眼光的牛人，他所器重的韩安国，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
“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
能因为举贤，被天下名士“慕之”，又被皇帝视为“国器”，这个评价足够让一个人荣耀一辈子了。韩安国到底举荐了什么样的人呢？
西汉官员选拔，有举孝廉、举贤良方正、举茂才等多种方式，举孝廉侧重于品行，举贤良方正侧重于才学，举茂才侧重于特殊才能。我们无从得知臧固和郅他的信息，但是从壶遂身上，大致可以看出韩安国对人才的标准。
壶遂有两大才能：一是通律令，二是通历法。既是法律专家，又是天文历法专家。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太初历》，就是在他和司马迁等人的组织下修订的。
由此可见，韩安国崇尚实用性、技术专家型人才，这个标准既符合韩安国法家的身份，又与当时的治国方略基本吻合。
韩安国是不是“惟技能主义”？当然也不是，司马迁曾经说：
“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他闭口不谈壶遂的技术水平，而是说他“深中隐厚”和“内廉修行”的“鞠躬君子”之风。可见韩安国关于人才的标准不是一般的高，既要有济世之能，还要有比天之德！这就是稀罕物种了，韩安国能有识宝的眼光，还要有举荐任用的能力，只能用一个话来形容他：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 看穿时局的能力
寻根拜祖认为，韩安国最突出的能力，是他对时局的穿透能力，司马迁评价韩安国：
“安国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于忠厚焉。”
大略，就是卓越的看透大局的能力。七国之乱爆发后，韩安国坚决站在中央政府一边，力挺梁王刘武做屏障先锋，就是典型的例子。梁国与吴楚毗邻，最先能感受到七国之乱的压力，也最容易产生思想混乱，如果不能看出七国的虚张声势，很难坚持自己的信念。
七国之乱后，刘武受公孙诡和羊胜的挑唆，僭越妄为，韩安国几句话就说得刘武醍醐灌顶，痛哭流涕，从利益的陷阱里拔出来。如果没有韩安国穿透时空的预见，恐怕越陷越深的刘武，早晚会酿出另一起国家大乱。
在对匈关系上，虽然韩安国输给了汉武帝，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韩安国的主张是错误的，事实上，他说陈述的对匈关系的理由，确实是汉帝国难以突破的障碍。汉武帝以牺牲了汉帝国几代人积累的财物，和全体大汉百姓的利益为代价，填平了韩安国指出的先天缺陷。
- 危机公关的能力
梁王刘武与汉景帝的矛盾，其实远比《汉武大帝》描述的还要严重，稍不留神就是引发汉帝国动乱的祸源，韩安国在其中的作用，非常关键。
作为梁国大夫，他既有辅佐匡正梁王的责任，也有维护汉帝国的义务。考虑到汉帝国家天下的本质，他还要兼顾皇家血缘之亲。这个度很难把握，偏废有违法度，一味公事公办又会激化矛盾，看着公正，其实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有抱薪救火的嫌疑。
韩安国“亲情”和“法度”兼顾，以“亲情”感化更看重“法度”的汉景帝，以“法度”匡正挥霍“亲情”的梁王，左拉右拽，总算解决了一场危机。
韩安国把梁王的骄横违制，硬是涂脂抹粉，描绘成刘武对汉景帝的忠心，和对皇恩的过度炫耀。在这种情况下，汉景帝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对弟弟的戒备。
同时韩安国又站在“法度”立场，严厉的之处，他这种过度消费“亲情”，早晚会把自己带向绝路：
“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觉寤。有如太后宫车晏驾，大王尚谁攀乎？”
用心读这段历史，里面饱含的全是韩安国的仁厚。如果韩安国以最简单的方式，站在法律立场上，梁王刘武下场肯定好不了，不过对韩安国来说问题倒是简单多了。“亲情”与“法度”兼顾的处理方式，完全处于一种本能的宅心仁厚。
- 统兵御边之才
韩安国有过两段统兵打仗的经历，一段是七国之乱，奉命保卫睢阳，一段是驻扎北境，抵御匈奴。其中，七国之乱的表现，让他声名显扬：
“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已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
除了周亚夫的统帅之功，七国之乱首功当归梁王刘武，正是他以一国之力，拖住了吴楚大军西进的步伐，给周亚夫实施包抄后裔，绝吴楚粮道的战略，提供了实施条件。梁国拖住叛军，韩安国当时首功。
马邑之谋，汉武帝分兵四路阻击匈奴，韩安国就是四路人马的统帅。其实韩安国是极不赞成对匈作战的，在这种状况下，汉武帝依然安排他做统帅，可见汉武帝对韩安国军事能力的信任。
晚年的韩安国不得志，由于与汉武帝对匈作战的方略不合拍，他被迫出守边疆。由于坚持停止军屯，恢复边境农业生产，受匈奴人袭击，遭到汉武帝切责，郁郁而终。
韩安国的“二德”
韩安国的“能”之外，支撑他人格的是“二德”，一是宽仁，二是广博。
传统的法家思想代表者，往往表现得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所以他们大多是尖刻、寡恩、阴鸷、狠毒之徒，功业大成之日往往就是他们遭遇清算之时。
韩安国却表现出与法家人物不一样的品性特质，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他在学习法家思想的同时，又同时兼修杂家，深受儒墨之法的熏陶，不缺仁爱、和平的思想基因。另外，韩安国主要学习韩非子的思想，较少涉猎法家的权谋之道。
韩安国的宽仁，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入狱期间，遭受狱吏侮辱：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
韩安国“死灰复燃”后，势利眼田甲吓得逃亡了。韩安国以“灭宗”要挟，逼田甲回来，田甲心惊胆寒，赤膊肉袒谢罪。韩安国轻飘飘说了句“公等足与治乎”，不光复田甲的职，还一直对这家伙不错。
还记得李广不？当年被罢职后出城狩猎，回来晚了被城门卫挡在城外，李广自报家门，卫士也没拿他这位落职的将军当回事，害得李广在城外露宿一夜。后来李广复职，强行带这位城门卫出征，并找了个借口杀了他。
这就是做人的差距，古语云：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其实难缠的原因，是你把自己放在跟小鬼一个级别，才有纠缠。韩安国说得很透彻：“你们这种人，不值得我跟你计较。”
韩安国的“广博”也随处可见。比如他举荐的人才，大多才能德行比他出众，丝毫没有狭隘的自我。又比如，他在协调梁王与汉景帝、窦太后关系时，说得泪流满面，甚至痛哭流涕，其实都是一颗广博的爱心。
在汉匈问题上，韩安国明显受到墨家“非攻”和“兼爱”的思想，主张以和亲的方式解决问题。先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至少这个思想，体现的就是韩安国的“博爱”。因而，他在守北境的时候，非常关注民生问题，主张尽可能地恢复生产，保障老百姓的生计问题。
韩安国的“智意”
不过，韩安国也遭到了不少的诋毁和切责。三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刘劭，就把韩安国归为与陈平一类的“智意”。“智意”大意是指，靠智慧谋求个人利益的人。
韩安国一生，有三件事受到诟病：
- 1.贪财好货；
- 2.贿赂田蚡谋职；
- 3.东朝廷辩时左右逢源。
第一条准确地说应该叫“爱财”，贪，是指有贪墨行为，实际上韩安国为官并没有贪污受贿的记载。
第二条行贿田蚡谋求出仕。这种事韩安国固然做得欠妥，不过，田蚡掌权，这个贪婪的家伙，你不贿赂他就不推荐你，连汉武帝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韩安国顶多算是随波逐流罢了。重要的是，韩安国并没有帮助田蚡作恶。
第三件事东朝廷辩，韩安国左右逢源，既不帮窦婴，也不帮田蚡，抛出一句“唯明主裁之”，把皮球踢给汉武帝。其实，我们回到东朝廷辩的经过，就会发现，这件事根本不需要辩，汉武帝心里明镜似的，之所以来个东朝廷辩，其实就是汉武帝耍滑头，想拿大臣们当枪使。
汉武帝拿韩安国等人当枪使，韩安国凭什么配合？这种事本来就是皇室内部的事，大臣们谁参与谁倒霉，你这不是坑人么？所以，你把皮球踢过来，我就完美的再给你踢回去。
做臣子需要忠诚，但是不能愚笨，更不能愚昧，伴君如伴虎，再没点自我保护的能力，天生不就是皇帝的靶子吗！
韩安国跟陈平不一样，他一生所献之策，没有阴谋都是阳谋，有自保的成分，绝无害人之心，这个性质要看清！所以，把他归为“智意”是不大妥当的。
以今人眼光看韩安国
古人看待问题，其视角受历史局限性严重，常常被道德和利益立场牵制。我们不存在古人的儒家士族立场，也不存在忠君限制，更没有当时的道德立场左右，所以，我们更能公正地看待韩安国的为人。
寻根拜祖认为：韩安国是一个胸怀广博，心地宽仁的人，他为人没有后世儒家思想的迂腐，立足于以多赢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死揪道德，固守法度，讲求实效不求虚名。所以，总的来说韩安国是一个德才兼备的综合型人才。只可惜他与汉武帝的方略冲突，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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