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非常强烈，这其实就是为什么爱尔兰会一次一次走向独立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被征服走向独立的过程。它长期受到英国的统治。爱尔兰人属于凯尔特人，是欧洲大陆第一代居民的子嗣。它有5000多年历史，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
尽管爱尔兰也有自己的语言——盖尔语，但它却是欧洲除英国之外唯一一个英语国家。爱尔兰共和国于1922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是个和平宁静的国家。爱尔兰北部被称为北爱尔兰，至今仍属于英国。因此，爱尔兰共和国与电视新闻中经常出现的暴力冲突频频的北爱尔兰是有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它的历史是怎样的呢？
15世纪到16世纪爱尔兰的政治分歧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500年到1690年在很大程度上，中世纪晚期爱尔兰的政治分歧仍然反映了早期英国殖民化的模式。
这反过来是由可耕地的低海拔地区和重要的由山区、森林和沼泽地组成的牧区之间的地理划分所形成的。
中世纪的英国人定居地集中在东部和南部的低海拔地区，直到早期的都铎王朝，这里一直是英国贵族的中心地带。
然而，到那时期，英国康纳特和阿尔斯特这些殖民程度不太严重的地区已经所剩无几了。英国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大多被盖尔语的复兴（约1300-1460年）所席卷，留下戈尔韦周围的小沿海地带，从卡林福德向北延伸到卡里克弗格斯，甚至英国的中心地带也因盖尔人对边境边界的军事压力而有所减少。
因此，到1500年，英国官员认为爱尔兰在政治和文化上被划分为三个主要地区。
首先是“英国苍白族”，在1494年首次被这样描述。从狭义上说，这意味着都柏林周围的英国法律、语言和文化的强化地区——东部沿海平原的“四个顺从的郡”居住着“忠诚于国王的英国臣民”，尽管在这里盖尔语习俗也保留了地位。
苍白也更松散地指更广泛的英国贵族，特别是皇家港口城镇和城市，以及其他人口密集的地区，如南韦克斯福德和巴罗-诺尔-苏尔河流域，它们很容易被认为是都铎州的一部分。
其次，还有“国王的英国叛军”的地区，也就是各种英国和盖尔语混合法律和习俗由英国血统的家庭统治，这些家族实际上是独立的，或者只是断断续续地对皇家政府负责。
最后，还有那些居住着“国王的爱尔兰敌人”的地区，盖尔语氏族和首领，他们统治着60多个独立的贵族，以及盖尔语法律和习俗下的一群依赖的酋长。
因此，在政治上，1500年左右的爱尔兰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土地，其中有效的权威单位是爵位。
英国国王通常像其他都铎王朝的边境地区一样，统治他们的爱尔兰领土，任命当地英国人中最强大的巨头，即基尔代尔伯爵。
通过这种方式，国王可以用来保护英国人在伯爵南部边境的私人命令（“男人的建议”，包括他的佃户、他的家庭成员和其他支持者），以及他在其他地方的广泛的政治关系，以补充都柏林政府传统上可获得的微薄资源。
在皇室的支持下，连续的基尔代尔伯爵逐渐建立了一个有效的体系（塔房）、堤坝和坚固的桥梁来保护苍白。
他们还减少并重新占领了爱尔兰人在暴露的集市上长期重新占领的关键前哨。
因此，在基尔代尔统治时期，英国的统治得到了巩固，英国的贵族地位在财政和军事上再次自给自足。
然而，对都铎王朝来说，这种通过强大的地区巨头（被早期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称为贵族地方自治）而下放的管理制度也存在不利因素。
只要亨利·都铎集中精力重建英格兰低地的王权，而基尔代尔不支持约克派的伪装者，这种安排就很有效；最初，亨利八世更感兴趣的是恢复对法国的百年战争，而不是在偏远的边境地区培养良好的统治。
然而，到1520年，当萨里伯爵领导侦察力量建立“手段和方式你的恩典可能会减少这片土地服从和良好的秩序，都铎王朝的统治巨头已经超越了仅仅保护苍白的不稳定的和平。
此外，马格里（苍白族的中心地带）的英国商人和绅士越来越要求“良好的英国秩序和治”，而不是三月法（英国和盖尔语法律的混合体）和封建过度行为，使国王的臣民“不比野蛮的爱尔兰人更好”。
因此，基尔代尔人成为了他们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一个有效的防御体系促进了一个有序的社会，类似于英格兰低地的发展，以及对“良好统治”的期望。
然而，爱尔兰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动荡的社会——有两个国家、文化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军事边界——防御需求就必然是最重要的。
都铎王朝征服的起源
1534年至1535年的基尔代尔叛乱实际上是由于传统大亨与都铎王朝君主制和苍白社会的高度期望之间的日益紧张关系而引发的。
迄今为止，都铎王朝普遍拒绝选择一个由英国出生的局外人担任总督，因此需要提供一个军事随从来执行皇家权力。
然而，叛乱的镇压也破坏了伯爵的政治联系，而爱尔兰的英国人得以保卫，从而使都铎王朝的君主制第一次与基尔代尔迄今控制的动荡的边境酋长直接接触。
这使得国王几乎没有选择，但保留一个驻军站来执行皇家权力，防止英国救援部队的核心发动叛乱，连同其行政骨干，财政官员，军队队长和的军事指挥官一同在内。
政府通过一个英国出生的局外人，改变了国王的直接问题，从监督一个任性的代理人，转变为寻找额外的收入，以满足一些历史学家所称的直接统治的额外开支。
所谓的爱尔兰宗教改革议会（1536-1537）不仅适用于爱尔兰亨利八世的宗教倡议和皇室继承的安排，而且还试图使爱尔兰的收入在一个更安全的基础上。
基尔代尔及其支持者的剥夺公权，修道院的解散，以及英国缺席者的土地的没收，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皇家土地的供应，名义上使爱尔兰的年收入增加了两倍。
实际上，这片土地的大部分都是湿地，而新政权缺乏基尔代尔的跨境联系，无法妥善保卫。
伦纳德·格雷勋爵在他手下的小军队中创造了奇迹，但围绕杰拉尔丁联盟的事件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政府在财政和军事上都严重不足。
安东尼·圣莱热爵士担任总督的长期统治为都柏林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连续性，并试图为爱尔兰适应都铎式的改革政策——将边远地区简化为良好的统治。
地面是由所谓的投降和重新授予倡议准备好的。
1541年爱尔兰议会的一项法令确认亨利八世为爱尔兰国王——因此，原本只是并入国王的土地或爵位现在被建立成一个独立的王国。
通过这种方式，一种机制被姗姗来迟地建立起来，将爱尔兰的敌人变成英国的臣民，并将盖尔语的贵族身份并入都铎王朝状态盖尔人的酋长将从国王手中夺取他们的土地，领导的族人通过次封进程变成佃户；盖尔语贵族将成为英国郡；英国的法律和行政结构将取代盖尔语的法律和习俗。
简而言之，英国政府在整个爱尔兰的扩展中将消除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之间传统的宪法分歧。在行政上，这一倡议非常类似于所谓的威尔士联合法案（1536-1543），根据该法案，威尔士游行者的贵族地位被剥夺（组成郡或郡），“纯粹的威尔士”授予英格兰法律。
然而，威尔士在1283年被征服，是同一块土地的一部分，它的人民视都铎王朝为威尔士人。相比之下，爱尔兰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岛屿，大四倍，而且超过一半的地方居住着敌对的部落——作为苏格兰更广阔的盖尔人世界的一部分——与都铎王朝没有自然的联系。
将爱尔兰变成第二个都铎王朝王国（尽管仍然是一个附属国，而不是一个主权王国）的决定，也许反映了对这些本质差异的一些认识，即爱尔兰不能简单地淹没在一个更大的英格兰之中。
然而，都铎王朝的目标无非是建立在中世纪英国殖民地脆弱的基础上——仅仅是贵族和港口城镇分散在伦斯特和明斯特——一个集中的早期现代王国，包括整个岛屿，在法律、政府、文化和最终在宗教上也是彻底的英语。
这可能是都铎王朝尝试过的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了。
然而，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爱尔兰在都铎政府的英国国内事务、大陆发展和与苏格兰的关系之后，在都铎政府的优先事项，以及历届君主准备投入的资源方面排名第四。
与雄心壮志相匹配的资源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进展非常缓慢。矛盾的是，这一开始对政府有利。
由于只有500人，而老国王已经抱怨每年5000英镑的赤字，圣莱热在与盖尔酋长打交道时几乎别无选择，但更喜欢廉价的妥协和和解，而不是强迫。
亨利八世去世（1547年1月），只有三个更强大的酋长投降和重新授予：奥布莱恩和奥尼尔分别被封为托蒙和蒂隆伯爵，马乔亚·法德雷格被封为上奥斯洛的菲茨帕特里克勋爵。
此外，两位英国贵族与国王和解：德斯蒙德伯爵詹姆斯·菲茨杰拉德和被封为克兰里克伯爵的乌里克·伯克。
然而，把盖尔人的首领转变成像基尔代尔这样的封建巨头，并没有促进那种有秩序的社会，而都铎王朝的官员越来越认为这种社会是英国文明的唯一真实表达。
1544年至1545年，法国和苏格兰部署了盖尔人科恩（无装甲、各种武装的步兵），暂时缓解了这些贵族职业士兵就业不足的问题，但被英国任期和长子继承权取代，如投降和重新授予，在过去的统治家族中被证明是非常分裂的。
因此，尽管这些新举措带来了乐观情绪，但在英国观察家看来，爱尔兰仍然感到非常不安和混乱。
直到1557年，盖尔语贵族才被抛弃，而且只是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
英国人认为爱尔兰人生活在山区、森林和沼泽里，住在简陋的住所里，实行着其他明显奇怪的习俗，官员们自动地把他们降级到大生命链较低的等级。
因此，投降和重新授予提供了一个采取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巨大机会，然而，英国官员并没有急于接受这一慷慨的提议，而是发现盖尔语贵族不愿意接受英国文明的好处。
都铎王朝改革的缓慢进展很快被归咎于酋长和族人的恶意，他们似乎希望维护他们的特权和对贫穷的地主在他们工作的土地上没有权利的暴政。
因此，一旦亨利八世的死减轻了压力，年轻的爱德华六世的摄政委员会制定了更强制性的策略来加快步伐，并准备为结果付出代价。
军队的规模扩大了两倍，从卡林福德到香农的防线以南的军事控制迅速建立起来，在盖尔人中部的奥摩尔斯和奥康纳斯的骚乱之后，莱克斯和奥法利被宣布没收给国王。在建立了堡垒总督和保护者来控制这些贵族之后，政府随后采取措施为他们建立英国人的殖民地——苍白贵族或新英格兰仆人——以筛选苍白。
然而，事实证明，不断增加的胁迫措施既昂贵又适得其反，到1552年，年度赤字飙升至5.2万爱尔兰英镑，这是政府负担不起的。
军队缺乏纪律和支持它的供应成本增加疏远了当地英国人，还有其他零星的试图将财政负担转移到他们身上：都铎王朝灾难性的贬值货币实验，破坏了贸易；以及1580年代的各种尝试（爱尔兰称为cess），反对一种未经议会同意的军事税收制度。
爱尔兰人也对扩大后的军队感到不安，他们看到自己的功绩，特别是莱克斯奥法利种植园，不是都铎王朝改革的发展，而是对更传统的英国军事征服野心的回归。
此外，尽管雷克斯和奥法利在1557年被任命为女王和国王的郡，但英国殖民地定居被证明是经济消耗，也是军事负担。
被征用的盖尔人氏族从未接受过这个种植在他们中间的所谓的英国文明绿洲，而这些新郡，坐落在苍白地带的常备防御体系之外，也被证明很难保卫。
作者观点
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者也可以在想象的跨国空间中进行发挥，爱尔兰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在不断提升。
爱尔兰现经济增长亮眼，已经被处于欧洲前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爱尔兰经济的最新报告指出，政府的快速反应保护和减轻了家庭和企业免受大流行病的影响，爱尔兰已步入“高增长和脆弱性下降的有利道路”。
如今，爱尔兰风景优美经济发达，已有不少人已移民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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