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年间乃明朝“全盛天下”之时，蒙古人早就被打的俯首称臣，从皇帝到士兵谁也没想到，御驾亲征的皇帝会败的如此之惨，惨到全军覆没，一干勋戚将臣全都战死，连皇帝本人都成了蒙古人的俘虏。
土木堡之败对北京的朝廷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皇帝被俘这种事，往前追溯，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徽钦二帝，紧接着便要王朝倾覆，天下腥膻。京师坐镇的大臣们顿感末日降临，他们已经顾不得正统皇帝在蒙古人那里会受到怎样的折辱，当务之急是怎么才能避免亡国之祸。
“彼之砒霜，吾之蜜糖”，藩王朱祁钰的机会来了，大明又有了主心骨。
土木堡战败皇帝被俘的消息刚刚传回北京时，城中上下人人自危，纷纷收拾财产准备逃往南京避难，许多大臣也被吓的不知所措，“迁都避难”的呼声一度甚嚣尘上。甚至还有人拿出天象变化来佐证迁都南京，躲避战祸的必要性。
朝廷上下争论不休，几乎乱成一锅粥。时任兵部左侍郎于谦站了出来，语出惊人。
“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难度事呼！”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有了宋朝的前车之鉴，谁都知道迁都这种软蛋行为绝不可取，就算心里怕的没底，嘴上也绝不敢提了。
朝廷上的争论有了结果，决定死守北京。但人无头不行，正如国不可一日无君，正统皇帝在蒙古人手里，朝廷上必须有人站出来主事。
本来朱祁镇临走时已经立儿子朱见深为太子，皇帝不在了，当由太子继位。但这是大难临头啊，国赖长君。太子朱见深不过是个两岁出头的娃娃，怎么可能理政主事呢？
负责监国的朱祁钰进入了大臣们的视线，在于谦等人的拥护下，朱祁钰被拥立为皇帝。
如此一来，也先太师手中“奇货可居”的正统皇帝失去作用，只得率军硬攻猛打，直奔北京城杀去。 此时的朝廷上下，已然君臣一心，就等着也先兵临城下。
土木堡大胜让也先错判了形势，蒙古军在北京城下遇到了严阵以待的明军，久攻不下，又畏惧明朝勤王的兵马陆续赶到，只得仓促撤兵。
明朝的亡国危机初步解除。
明朝“全盛天下”已经不是蒙古人可以撼动的
土木堡之变时，明朝经由仁宣之治的积淀，已经渐显盛世姿容，朱祁镇继位初期，又有“三杨”辅政，更将国力推向全盛。
而且，当时的明朝正值开国初期，算得上国泰民安，也没有广泛的社会危机。突然出现的土木堡惨败，确实给了明朝当头棒喝，但大臣中不乏有识之士，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紧密的团结在捡了皇位的朱祁钰身边，正所谓君臣上下一心，很快就稳住了局面。
反观刚刚崛起的瓦剌，并非铁桶一般，黄金家族的脱脱不花还是名义上的大汗，身边聚集着一批拥趸。除此以外，草原各部也各怀鬼胎，并非真心臣服，只摄于也先的武力不敢造次而已。
随着志得意满的也先撇开黄金家族自立为大汗，草原各部对他的不满也日渐激化。最终，这位统一草原的“天圣大可汗”在土木堡之变六年后被杀身亡，强盛一时的瓦剌迅速衰落。
所以，即便明朝损失了20万军队，损失了皇帝，仍旧能以自身强大的实力容错，并且安然度过危机。
“天子守国门”带来的好处
明朝初定，蒙元余部逃到了草原上，这对明朝一直是最大的威胁。朱元璋死后，朱棣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出于复杂的种种原因，很快将朝廷由南京迁往北京。
北京向北几十公里就是长城，再翻过长城则是塞外。主动定都于边关重镇附近，在有史以来还是头一遭。因此，民间便有了“天子守国门”的说法。
不论朱棣迁都北京的初衷是什么，都在客观上保证了，面对来自于草原的威胁时，明军必须寸土必争。明朝虽然疆土辽阔，可他们却退无可退，因为边关身后就是京师。
所以，当正统皇帝在土木堡大败，明朝君臣面临绝地时，如果想要翻盘，就只得奋力反击，别无他法。
“天子守国门”这种行为在早期并非不可松动的，但经历了土木堡之变以及北京保卫战之后，情况出现变化。死战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任何再提迁都的人必然会被群起而攻之。至于此种变化的利弊，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就不做详述。
结语
明朝虽安然度过了土木堡之变后的各种危机，但经此一役，威望大大受损，于周边各部的威慑力也骤然下降。很多人都将此当做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并非没有道理。如果正统皇帝能够稍有判断能力，不以国事做儿戏，其身后之明朝可能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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