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钱钟书离世。
继女儿病故后，丈夫的离去成为对晚年杨绛最大的打击。昔日老友费孝通惊闻杨绛遭此变故，恐她伤心太过，上门探望。
回忆起前尘往事，两人天南海北，相谈甚欢。故友重聚，一定程度上慰藉了杨绛心中的寂寞孤独。
不过日复一日，随着费孝通的造访日益频繁，杨绛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有天，费孝通像往常一样登门，与杨绛闲话过后准备回家。望着他下楼时佝偻迟缓的背影，杨绛突然说了一句：“我家的楼梯不好走，以后就不要知难而上了。”
费孝通听了，身体僵了僵，翕动的嘴唇终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往后，他也当真再没上杨家拜访。
有人说，这是杨绛“一语双关”，希望费孝通知难而退，不要在感情上有非分之想。但是这种猜测放在两个八旬老人身上，未免不够客观。
一切起因，始于费孝通过去对杨绛的一段痴恋。
1910年，费孝通生于江苏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作为家里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费孝通从小备受呵护。年少时期的他体弱多病，不爱说话，读书时还常和班上的同学闹矛盾，母亲杨纫兰很是犯愁。
1916年，费孝通完成小学学业，转眼到了升学的年纪。母亲担心他的性格在学校里不能合群，要受欺负，便做主把儿子送到了好友开办的振华女中读书。
就这样，费孝通成为振华女校里唯一的男生。也是在这里，他遇见了自己的“初恋”杨绛。
费孝通进入振华女校后的学业生活，事实上远不如母亲想象的顺利。这里确实没了欺负他的男孩，但他却因为自己的性别，遭到了所有女生异样的围观。
随着他上女校的初衷被挖出，更有女同学开始捉弄他、嘲笑他胆小，这里头就有杨绛。当时的杨绛还是个12岁的小女孩，古灵精怪，很喜欢恶作剧。
有一次她邀请费孝通玩耍，费孝通不会。杨绛就用树枝在沙地上给他画了一幅丑像：胖嘟嘟的脸，嘴巴就那样张着闭不拢。画完之后还哈哈大笑，一边使劲儿追问费孝通：“这是谁？这是谁？”费孝通只是憨笑，不作声。
那时候别的女孩子嘲笑他，费孝通是敏感的，郁闷的，但是唯独面对杨绛，他反而觉得愉快。
在振华女中时期，杨绛成绩优异，费孝通也是班里的尖子生。大概是优等生之间的同频共振，他对杨绛很有好感。
杨绛超凡脱俗的形象也给费孝通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那时候的女生普遍留着清一色的长辫子，唯独杨绛一头短发，清新俏丽。费孝通一直觉得她是班里最洋气的女生。
1923年，费孝通实在接受不了女校的日子，央求母亲为自己转学，这才进入了东吴大学的附属一中，脱离了女校的“苦海”。
费孝通很有才华，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才子，14岁就开始发表文章。那时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作家，并未想到日后会成为成就斐然的社会学家。也许冥冥之中，这预示着费孝通总会和自己所爱的东西擦肩而过。
1928年，费孝通考入了东吴大学的医预科，而不是梦寐以求的中文系。虽说阴差阳错，但他却因在这里与年少时期的暗恋对象杨绛重逢，欣喜异常。
彼时的杨绛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活泼淘气的小女孩了，摆脱稚气后的她更显得夺目美丽。渐渐地，身边出现了许多追求她的对象，这让费孝通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少年时懵懂的好感，逐渐发展成男女之间真正的爱慕，他害怕杨绛喜欢上别人，于是有点嫉妒又有点骄傲地对外宣布：“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听说后哭笑不得地回应：“我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的四年间，没见过他一面半面。我已从一个小鬼长成大人，他认识我什么呀！”
无奈之下，费孝通只好壮着胆子，向杨绛表达了自己的喜欢和仰慕。杨绛不予回应，他就用行动穷追不舍。
有一次，杨绛到燕京大学借读，费孝通听闻她要到来，激动不已，竟不顾迢迢路远，三次从郊区进城接站，两次扑空，只为见她一面。
那段时间，费孝通可谓陷入了单相思的漩涡。因为性格内向，他始终不敢正面追求杨绛，只能笨拙地逢人就称她是自己的初恋。
杨绛在费孝通心中分量很重。吴学昭曾说：“费老‘晚年作文不顾事实’，干脆说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杨绛。”费孝通后来也曾经坦言：自己有向上爬的思想，最初是因为女朋友看不起他。
言下之意，正是杨绛当年的拒绝，化作了费孝通发奋的动力。他一直穷追不舍，只为追上杨绛的步伐。
1930年，费孝通陷入了学医的迷茫。和当年的鲁迅一样，他对学医产生了困惑。学医可以治病救人，可是思想的落后和愚昧又要如何医治？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费孝通后来转入燕京大学，改修社会学。本着对这个领域的浓厚兴趣，费孝通很快在其中大放异彩。
可是学业顺遂的同时，他的情路却很坎坷。费孝通原以为，曾到燕大解读的杨绛会像自己一样，最终考到这所学校，殊不知喜欢的人正在心心念念地备考清华。
对杨绛来说，东吴大学只是一块跳板，她心中真正的目标一直都是清华。而对于费孝通而言，这更像一种暗示。
钱钟书好比杨绛魂牵梦绕的清华大学，而费孝通只是她退而求其次的东吴大学。东吴大学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止她对清华的向往，正如费孝通怎样努力都留不住杨绛。
随着杨绛入读清华，费孝通的一片痴情化作东流的春水。因为杨绛在清华邂逅了毕生所爱钱钟书。
此前，为了防止其他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曾让好友宣传“杨绛已有男朋友”的消息。可是杨绛与钱钟书仅仅见面两次就说：“我没有男朋友。”一见钟情的才子佳人，迅速坠入爱河。
热恋之中的杨绛还不忘给费孝通写信称“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闻此消息，腼腆憨厚的费孝通赶到清华，与杨绛“吵了一架”。他认为自己和杨绛相识多年，更有资格做她的“男朋友”。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分别的时刻，失落的费孝通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按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费孝通清楚杨绛的性格，有什么说什么，说出口的便都是真的。可他到底是放不下这段多年的苦恋。
1933年，也许是对杨绛还抱着一线希望，费孝通考入了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所，再次与杨绛成为同窗。
在费孝通看来，做不成情人，做朋友也是好的。对此，钱钟书欣赏费孝通的坦荡以及他的才学，两人甚至从情敌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1935年，钱钟书和杨绛正式结婚，费孝通选择大方送上祝福。一个月后，他和24岁的王同惠在未名湖畔举行了婚礼。
继杨绛之后，王同惠是费孝通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生死爱人。
王同惠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相识的校友。他们在一场学术争论中相识，又在不断的学术交流中相知。本着对社会学研究的共同兴趣，两人走到了一起。
在费孝通深陷与杨绛情事之苦的那段日子，正是王同惠陪伴费孝通进行了许多研究。也是这段关系抚慰了费孝通那颗失恋的心。
费孝通曾说：“牵着我们的那条线似乎比乡间新郎拉着新娘走向洞房的红绸更结实，生死离别都没有扯断。”
1935年，志同道合的两人终成眷属。婚后，他们住在太湖之畔，共同为广西的田野考察做准备，过着幸福而充实的生活。可惜这桩美满的姻缘，很快因为两人在广西大瑶山的考察，变成一出悲剧。
1935年12月16日，在莽莽苍苍的大森林中，费孝通误入了捕兽陷阱，一时间，大石压身，费孝通被困在了陷阱里。
危急之中，已经怀有身孕的王同惠奋不顾身地将石块逐以挪开。可是此时费孝通的足部已受重伤，动弹不得，王同惠就急忙跑出森林求援，却一去不返。
次日傍晚，有人发现了受伤的费孝通，将其救出。七天后，人们在湍急的山涧里找到了王同惠的尸体。费孝通这才知道爱人是在求援过程中，不慎跌落山崖遇难了。此时距离他们结婚才刚刚108天。
与爱妻阴阳相隔，费孝通在悲痛欲绝。他两度自杀却都未遂，费孝通感觉到，也许是王同惠在冥冥之中守护着自己。抱着这个想法，他不再自暴自弃。
伤情好转后，费孝通整理在瑶山调查中搜集的资料，撰写出《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这本书浸透了他对亡妻的无尽思念。为了疗愈亡妻离世的伤痛，费孝通远赴英国，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
几年之后，费孝通在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的首页上写道：请允许我以此书来几年我的妻子。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
费孝通是个极重感情之人，这不仅体现他在对妻子的纪念上，还体现在他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中。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费孝通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他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工作条件，毅然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后来的第二任妻子孟吟。
孟吟是一位教师，当时刚刚从印尼归国，她本人是一个坚定的爱国革命分子。1939年，在哥哥的介绍下，费孝通与这样一位乱世佳人相识相知，后结为连理。
婚后的第二年，孟吟为费孝通生下了一个聪慧美丽的女孩。费孝通为这个孩子取名费宗惠，某种意义上是对亡妻的纪念。
在往后的数十年里，孟吟与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得益于孟吟的贤良，费孝通在艰难的战火岁月中，仍然做出了巨大学术成就。
动荡岁月里，费孝通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孟吟顶着压力却始终对丈夫不离不弃，妻子的深情相伴一直让费孝通感念于心。
1994年12月1日，孟吟病逝。
如果说王同惠是费孝通生命中难忘的人，孟吟是他生命中最感激的人，那么杨绛无疑是他最执着的人。
1998年，钱钟书过世。费孝通出于关心，常常登门看望杨绛。那时拜访杨绛的老友不少，她起初觉得并无不妥。但是越到后来，费孝通的造访越是频繁。他有时候还会派女儿去探望杨绛，赠送礼物。
对于费孝通的细致，杨绛感怀于心，但是终究觉得欠妥。在外人看来，接连丧女丧夫后的独居生活是孤苦的，但是在晚年的杨绛看来，这是一种对过去“我们仨”独有的怀念，是她与钱钟书厮守一生的决心。
不管费孝通是否尚存年轻时候的执念，她对钱钟书却秉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绝对情意。所以杨绛后来说了那段“楼梯太高”的名言，将费孝通拒之门外。
事实上，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真正走进过她的心门。为了不让杨绛有所困扰，费孝通很快想通一切，不再登门打扰。
2005年，95岁的费孝通过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骨灰分成两半，一半与王同惠合葬，一半与孟吟合葬。
情路上的执着一生，在最后的时分找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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